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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刊编译|市场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偏好:基于英国田野实验的考察

市场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偏好:
基于田野实验的考察
摘要:
市场参与 (market engagement) 会影响人们的经济社会观念和政治偏好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前者又是如何对后者产生影响的呢?众多政治思想巨人都参与过这个话题的讨论:以孟德斯鸠与斯密为代表的思想家认为市场有助于培养节俭、节制、智慧、秩序与责任感等品格;而以马克思、波兰尼为代表的思想家则批判市场将社会关系商品化的趋势,并认为市场加剧了人的利己主义倾向与机会主义行为,本文旨在从实证层面实现与这些思想家的对话。为此,作者设计了一项大型田野实验来评估金融市场参与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向来自英国的实验参与者发放 50 英镑,在为期六周的实验中用于投资活动。实验结果显示,投资会使其参与者的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与政策取向整体向右移动。另外,这项研究也助于我们理解金融市场扩张所带来的政治效应。
作者简介:
Yotam Margalit,特拉维夫大学政治学系
Moses Shayo,希伯来大学经济学系
编译来源:
Margalit, Y. and Shayo, M. (2021), How Markets Shape Values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s: A Field Experiment.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5: 473-492.从左至右:Yotam Margalit 与 Moses Shayo
引言
作者在英国开展田野实验以考察了市场对人们经济社会观念和政治偏好的影响。在为期六周的实验中,三个实验组的参与者获得 50 英镑,用于开展在股票、美国棒球队以及虚拟货币领域的投资。结果显示投资会使其参与者的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与政策取向整体向右移动。具体而言,市场向右的观念牵引力在金融资产领域(股票)表现得更加强劲,且这种右翼转向在工党(左翼)选民身上表现得更加显著。
研究假想的起点
图 1 显示了各国人口持有股票的比重与对再分配政策支持态度之间的简单横截面相关性:人均持股比例越高的国家和地区对再分配政策的支持往往越低。诚然,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众多未纳入考察的因素都会对市场参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而这也是作者在研究设计中努力想要解决的。图 1
文献回顾
金融市场如何影响参与者的社会经济价值观念与政治偏好?除开前世思想家们见仁见智的论述之外,近来的实证研究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有以下两种较为典型的观点:
第一种是参与渠道 (activity channel):根据这一假设,投资活动本身对物质收益、风险承担、盈亏得失的关注将会对参与者的情感与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并扩散至在传统意义上属于“非市场经济领域”的其他议题领域。例如,参与投资活动会改变个体承担风险的能力,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会塑造长期置身其中的个体对于运气、个人命运以及福利国家政策等问题的看法。
第二种是接触渠道 (exposure channel):根据这一假设,影响社会经济价值观念与政治偏好不是投资活动本身,而是个体接触并感知经济和市场运作的整个过程,包含利率变化的影响、政治事件对价格的影响以及市场监管的后果等等。这个过程可以培养起个体对于市场的亲近感和信任感,并进而改变个体对相关政策的偏好。例如,部分研究就认为投资股票不仅会塑造投资者的利益,更会导致这部分人反对政府干预与支持自由放任政策等右翼的经济意识形态。
研究设计
2016 年 4 月,作者向约四万名英国人发送电子邮件邀请函,接受邀请者须完成有关其经济情况与金融知识 (finacial literacy) 的初步调查。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要求接受邀请者完成有关政治与社会立场的调查。为了尽可能减少调查中的“需求效应” (demand effects, 指被调查者出于让调查者满意的目的而做出虚假回答的情况),此项调查与前文提及的背调分开进行。在未来约两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可使用项目发放的 50 英镑开展投资活动(虽说这 50 磅对于大部分参与者来说远算不上一笔“巨款”,但足以对后者形成一定的“激励”),并在期间与期后再完成对追踪问卷的填写。
实验中的所有投资活动在周末(休市期)开展,以便控制股票价格。此外,投资活动在作者开发的交易平台上进行(模仿 TD Ameritrade 以及 E*Trade 搭建,参与者可获得有关上市公司、资产价格等方面的信息)。
同意参加且完成上述调查的 2703 人被随机分配到 3 个实验组(共计 2183 人)与 1 个对照组(520 人)中,操作流程参见图 2。实验组 ① 的 1560 人可在科技、汽车以及酒类行业进行“真实股票” (real stocks) 投资。实验组 ② 的 312 人可投资美国棒球队,相关收益与球队每周的表现(包括球员的伤病情况、某球队相对于其他球队的表现)挂钩,与球队所在地的经济状况无关,这样做是为了模拟真实的股票投资体验(这样便于明了究竟是“参与渠道”还是“接触渠道”发挥了作用)。实验组 ③ 的 311 人则仅使用“虚拟货币” (fantasy money) 进行与实验组 ① 类似的投资活动,但区别是实验组 ③ 的参与者拿不到任何现实收益。最后,对照组的 520 人则不会参加任何形式的投资活动。图 2
操作过程及相关数据
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可比性是实验结果可靠性的保证。显著性差异仅出现在实验组 ③ 与控制组之间(表 1 展现了各组在人口学与价值观念意义上的差异)。对此,作者做了相应的处理。表 1 显示,仅有 39% 的实验参与者有股市投资经历;在有股市投资经历的实验参与者中,仅有 33% 的人在过去六个月内进行过股市交易;实验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 50 岁,女性(52%)略多于男性 (48%);实验参与者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约为 30%;在 2015 年的英国大选中,34% 的实验参与者投了保守党,30% 的实验参与者投了工党,16% 的实验参与者投了独立党 (UK Independence Party, UKIP,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表 1
作者对实验参与者社会经济价值观念 (socioeconomic values, SEV) 的测量围绕四个问题展开,分别是个人责任 (personal responsibility),经济公平 (economic fairness)、不平等 (inequality) 与再分配 (redistribution)。实验参与者被要求回答对下列表述的看法:
· 社会中的”失败者“不应该责怪体制,而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 经济地位是衡量人成功与否的合理标准。
· 富人与穷人之间并不存在内在差异性,这完全取决于出生。
· 社会需要收入差距来激励低收入者努力工作。
· 英国当前的财富分配结构应该变得更公平。
每个问题包含三个选项,分别是“强烈赞同” (计 1 分)、“即不赞同也不反对”(计 3 分)、“强烈反对”(计 5 分)。SVE 值越高,右翼倾向越明显,反之则反。
图 3 显示了样本中保守党选民与工党选民之间 SEV 值的差异,前者的SEV值比后者高出 1.03 分;样本家庭收入越高,其 SEV 值就越高。图 3
除了 SEV,作者还测量了实验参与者对待具体政策领域的态度,包括金融监管政策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sector)、福利政策 (welfare policy) 与国民保险制度的私有化 (privatization of National Insurance savings) 问题。对于“国民保险制度的私有化”这一问题,约有 35% 的实验参与者表达支持立场。对于福利政策领域,实验参与者则被要求回答“你是否支持政府增加支出来为失业者提供更多救济(以提高税率为前提)”这一问题,结果约有 54% 的实验参与者表示希望政府开支维持在当前的水平。
对于金融监管政策,实验参与者被要求回答对下列表述的看法(回答越负向得分越高,即对金融监管持越右翼的态度):
· 增加股票交易所得税。
· 限制金融行业的薪资。
· 采取更严格的反避税监管。
· 对金融交易增税。
图 4 显示了实验参与者的投资交易次数:三个实验组中共有 59% 的实验参与者在六周的时间内完成了交易,另有 13% 的实验参与者在五周的时间内完成了交易。图 5 则显示了实验参与者的投资收益情况:17% 的投资者获得了超过 5 英镑的收益,而24% 投资者的亏损了超过 5 英镑。图 4图 5
最终结果
(一)因变量:社会经济价值观念 (SEV),自变量:投资活动
表 2 的第 2-4 列显示,在对实验参与者的党派认同、收入、性别、教育程度、投资经历以及风险态度的预处理之后,回归的解释力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R 2 从第 1 列中的 0.001 增加到了第 2-4 列中的 0.47 至 0.49 之间。如图 3 所示,实验参与者中工党选民的 SEV 平均值为 -0.43,保守党选民的 SEV 平均值为 0.6。而在实验后,三个实验组中保守党与工党选民的 SEV 值差距缩小了,且呈现出向意识形态光谱右端的移动(9%),这在完成过至少一次追踪性投资情况调查的参与者身上表现得更为显著(表 2 的第 5 列),呈现出向意识形态光谱右端的移动(12%)。表 2
表 3 显示,表 2 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实验组 ① (“真实股票”投资组)所导致的,且实验组 ② (棒球队投资组)对结果的影响相当小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第 4 列)。表 3
表 4 显示,“真实股票”投资经历显著增加了实验参与者的 SEV 值(即意识形态的右转),且这种影响在工党选民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表 4
实验效果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吗?作者在实验结束后 12 个月对 60% 的实验参与者进行了回访调查。表 5 显示,先前的实验效果在一年后变得不再那么显著。表 5
(二)因变量:政策偏好 (policy preference),自变量:投资活动
表 6 的第 1-2 列显示,三个实验组中保守党与工党选民看待金融监管政策的态度都发生了向右的移动,即认为应该减少对金融市场的管制。表 6 的第 3-4 列显示,三个实验组看待的福利政策的态度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而这似乎说明 SEV 的右转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政策态度的右转。表 6 的第 5-6 列显示,三个实验组的参与者变得更加支持国民保险制度的私有化。表 6
小结
本文以田野实验的方式考察了市场对于人们观念与政治偏好的影响,结果显示市场参与会导致意识形态向右的转变,且这种右转趋势在左翼选民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此外,市场的观念效应在参与形式上出现了分叉,即市场向右的牵引力在金融资产领域(股票)比在非金融资产领域表现得更为强劲,而这与验证了“接触渠道” (exposure channel) 的观点,即观念与偏好的转变源于对市场信任感的提升。最后,未来的研究可在以下两个方面继续挖掘:一是,既然对金融市场的信任会导致右倾的社会经济意识形态,那么反之是否成立?即对金融市场的不信任会相应导致左倾的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吗?二是,本实验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开展,这意味着高于平均的市场波动水平。假设市场不确定性减少,结果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后续的研究可在其他市场环境下复制实验以检验本文的结果。
编译|ZH
审核|Anders
终审|李致宪
©Political理论志前沿追踪/理论方法/专家评论
ID: ThePolitical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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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顶刊编译|市场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偏好:基于田野实验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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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刊编译|市场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偏好:基于英国田野实验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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